刘永行

　　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1948年出生于四川新津，1982年起与兄弟一起创业，经过两次分家，1999年将集团总部从成都迁至上海浦东，集团2024年以1791.8亿元营业收入列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第四十二位。

　　推开东方希望集团（以下简称东方希望）总部16楼会议室的门，《环球人物》记者见到了77岁的刘永行。他身着白衬衣、黑西裤，脚踩运动鞋，浑身散发着不输年轻人的精气神。

　　回想起几年前采访过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记者很快感知到兄弟俩的不同。与健谈外放的弟弟截然相反，刘永行向来不习惯站在聚光灯下。“家里有一个人出面说话就够了，我们就安安静静待在后面做事。”

　　回溯至1982年，四川省新津县的一户农家院里，“刘氏四兄弟”攥着1000元启动资金，从孵小鸡、养鹌鹑起步，在饲料行业蹚出了一条路。两次分家后，刘永行像一位沉默的拓荒者，带领东方希望从熟悉的农业领域毅然转身，在重工业版图上步步为营，如今已构建起涵盖农业、铝业、硅业、化工、能源的多元产业矩阵。

20世纪80年代，刘家四兄弟一起创业。左起：刘永言、刘永行、陈育新（刘永美）、刘永好。

　　近十几年，他将目光投向广袤的新疆，带领团队扎根戈壁无人区，打造出一条生态循环的闭环产业链。在外人看来这是大胆的跨界，实则是他人生和创业逻辑中“闭环之道”的深刻体现。

　　“我只想走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刘永行的目光投向窗外，仿佛穿过上海浦东新区车水马龙的世纪大道，落在了几千公里外的戈壁滩上。

　　工业循环：戈壁滩上“吃干榨净”

　　在距离新疆乌鲁木齐250公里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有个叫五彩湾的地方。名字虽美，实则是一片戈壁。“当年我们第一次去，一望无际全是戈壁，当地人听说我们要投资，以为我们是骗子。”刘永行回忆道。

　　2010年的五彩湾，还只是地图上一个模糊的小点。刘永行带着工程师在戈壁里插标杆，正午的太阳能把皮鞋底烤软。干完活，他们就蹲在推土机的阴影里啃干馕。“有人说我疯了，在这建厂，运进来一颗螺丝钉都比黄金贵。”

　　但刘永行认准了脚下的“宝贝”：准东煤田的煤层埋深不过百米，露天开采像掀开蛋糕盒盖；400公里外的盐湖，是天然的氯碱原料库。“把煤变成电，电再变成硅和铝，废料做成水泥——吃干榨净，这才是戈壁的潜能。”

　　东方希望旗下多家工厂陆续在此落地。按照刘永行的构想，当地丰富的煤炭资源，一半用来生产甲醇、聚苯乙烯等化工产品，一半用来发电，电再用于生产电解铝、多晶硅、赖氨酸等。

　　在东方希望准东园区的产业园内，资源被就地转化，高附加值终端产品运往华东、华南消费市场，连生产废料也被“吃干榨净”：以石化废渣石油焦为原料，生产电解铝所需的预焙阳极炭块；工厂用砖全部由粉煤灰等工业废料制成，实现自给自足。

　　产业链的上下游环环相扣：上一家企业的产品是下一家企业的原料，一家企业的废料是另一家企业的资源。煤谷、电谷、铝谷、硅谷、化工谷、生物谷，一条线铺开，刘永行给这条循环链命名为“六谷丰登”——“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产业循环，不仅降低能耗，还能减少污染”。

　　2002年，当刘永行做出进入重化工业的“激进”决定时，很多人不理解，觉得不像他稳重的行事风格，其实这背后是长达10年的筹备。1992年，他和刘永好到美国考察，发现当地饲料厂仅需不到10人即可运转，而国内同等规模的工厂要100多人，基础人力消耗成本太高。“能不能找到一个产业，让内容远远大于边界，这样用于基础运转的消耗也会更少一些？”重化工业单个工厂产值以十亿、百亿计，是饲料厂的十倍、百倍，这成了他酝酿跨界的内在逻辑。

　　彼时，随着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美国“钢都”匹兹堡的钢厂大量倒闭。“我在那儿第一次听到‘产业转移’这个词，座谈会上就问了一个问题，10年以后这些产业会转向哪里，他们异口同声说转向中国。”这趟美国之行，在他心中种下了重工业梦的种子。

　　初入重化工业时，刘永行心里也没底，但有强烈的信念支撑。他先与山东一家小规模的铝电一体化企业合作，验证了设想，再将目光转向资源配置更优的内蒙古、新疆等地。如今，重工业已占东方希望销售收入的95%左右，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对“闭环”的执着——资源不浪费，环节不脱节，价值最大化。

　　农业循环：不可替代的生命力

　　1980年春节前夕，新津一处寻常院落里，32岁的刘永行正在犯愁：4岁的儿子念叨着想吃肉。想起一年到头没给孩子买过什么，他狠心摸出本打算节后交学费的两块多钱，到集市买回一只鹅，想让家人解解馋。结果儿子牵着鹅出去玩时，绳子断了，鹅跑了，那口肉终究没吃上。

　　刘永行对《环球人物》记者说，那只跑掉的鹅，像冥冥中“推着他走向经商之路的引子”。

　　为了过个像样的年，刘永行第一次在集市摆起摊，修无线电，短短几天就赚了上百块。“原来钱可以这样挣！”当时还在成都师范专科学校读书的他，心中萌发了经商的念头。毕业后，他进入新津教育局工作。

　　后来，国家号召科技兴农，刘永行和3个兄弟合计着辞了公职，扎进农村养鹌鹑。这行当门槛不高，兄弟四人凑了不到1000块钱就起步了。那时的动力很纯粹：摆脱贫困，让日子好过点。没想到他们不仅自己做起来了，还带火了整个新津，让这里成了全国数一数二的鹌鹑养殖基地。

20世纪80年代，刘永行（左）与三弟陈育新（刘永美）精心研究鹌鹑养殖。

　　更关键的是，他们在养殖中摸索出了早期的“闭环”实践，创出“鹌鹑粪喂猪、猪粪养鱼、鱼粪再养鹌鹑”的生态循环饲养法。这套法子让鹌鹑蛋成本降到跟鸡蛋差不多，也成了刘永行“闭环之道”的雏形。

　　到1986年，刘家兄弟的育新良种场年产鹌鹑达15万只。养鹌鹑离不开饲料，等周边农民都掌握了养殖技术，兄弟几人便顺势建起鹌鹑饲料厂。几年后，靠着近1000万元积累，他们转向猪饲料市场，希望集团应运而生，很快成了四川饲料行业龙头。

　　即便后来将重心转向重工业，刘永行始终没离开农业。“我们从养殖业起家，这根脉不能断。”他说，“从2016年重入养猪业，哪怕一直没盈利，甚至亏了几十亿，我也没想过放弃。农业与工业的耦合，才能让闭环转起来，还能转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以重庆为例，东方希望在此布局的水泥厂与畜牧公司紧密依存，协同优势显著。当地土地紧张，猪粪处理曾是难题，他们便将猪粪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用于辅助发电，从而减少碳排放；同时，养猪产生的废水也通过沼气回收技术实现了循环利用。

　　刘家五兄妹的名字——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曾被过继给新津陈姓人家，改名陈育新）、刘永好、刘永化，暗含着父母“言必行，行必美，美必好，好必发生质的变化”的期许。刘永行曾半开玩笑说：“我的名字叫永行，这一生注定是要永远前行的。”

　　这种“前行”体现在创业上。刘永行总是兄妹中停不下来的那个：1992年第一次分家，因他和刘永好主张将饲料厂推向全国，而另外两个兄弟希望留在家乡；1995年第二次分家，刘永行坚持主张向重工业转移。

　　如今回头看，东方希望的三次战略跳跃，始终围绕“闭环”展开：从鹌鹑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转向提供种鹌鹑、种蛋及饲料的服务；从饲料行业转到铝电复合体等重化工行业；最终建立重化工与农业的循环商业生态圈。农业这一环，在闭环中始终焕发着不可替代的生命力。

　　资金循环：不拥挤的稳健之道

　　刘永行身边人说，虽然东方希望现在的规模比当年大了很多，但他“基本不应酬，低调做事”的作风几十年不变。

　　“别的企业目标是‘做大做强’，我的目标是‘做小似弱’。”他跟记者解释道，“什么叫‘似弱’？就像水往低处流，看似最弱，却能适应各种变化。企业也一样，能适应外部环境、政策的变化，才是真正的强大。”

　　在刘永行看来，集团营业收入只是表象，更该看重盈利能力、环保、安全等“小数据”。东方希望的很多板块已经达到上市标准，但至今没有一家企业上市。刘永行坦言，不上市“没有包袱，亏的都是自己的”。“我们做过上市准备，但原则是能不上市就不上市。不是排斥上市，只是这条路因为能融到钱，走的人太多，太拥挤。如果最安全的模式能走通，就没必要去挤那条有风险的路。”刘永行说，他是一个欠别人钱就睡不着觉的人，创业至今也从没拖欠过员工工资。

　　刘永行在资金循环方面看起来很保守，有一分钱就做一分钱的事。东方希望做了10年饲料产业，攒足了20亿元滚动资金，没有负债，才开始进入重化工领域。正是他的这种谨慎，让东方希望在容易受宏观调控政策影响的重工业领域始终保持稳健发展。

　　“我们追求的是企业健康而不是更大——就像人，年龄大小不代表健康程度。我快80岁了，状态不比年轻人差，快走起来你肯定追不上。”话落，他立马站起来在会议室快步绕圈，步伐之快让记者惊讶。1998年，刘永行在美国做了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此后，他每天快走1.5万步，从未因节日、开会、出差耽误过一次。“如果行程要求早上6点出发，那我就把运动时间提前到4点。”跟刘永行一起出差的人经常看到他在前面快走，年轻的秘书和同事在后面怎么都追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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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刘永行（中）在东方希望准东园区多晶硅厂钾碱车间指导工作。

　　77岁的刘永行，每周有一半时间在出差，每月都会到几个重工业基地现场指导。这次采访后，他马上要去包头。“什么是企业文化？不是贴在墙上的文字，而是行动和共同准则，尤其是我作为企业最高负责人要以身作则。”

　　产业闭环、资金闭环与健康闭环，共同构成了刘永行推崇的人生逻辑——健康稳健中发展，特立独行中奋进。这或许正是他“闭环之道”的终极密码，也是让东方希望“永行”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