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背景与演变历程

　　中国生猪产业的政策调控经历了从单纯保障供应到平衡供需、稳定价格，再到促进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转变。

　　在非洲猪瘟2018年爆发后，中国生猪产业经历了剧烈的产能波动，政策调控因此显得更为重要。初期的政策重点在于快速恢复产能，保障市场供应。2019年能繁母猪存栏降至历史低位后，密集政策出台支持生猪生产恢复、保障市场供应，能繁产能在政策调控下快速恢复。

　　而2021年随着产能逐步恢复甚至出现过剩迹象，政策重点转向了去产能、降成本、提质量，并更加注重运用金融工具和市场手段。2021年1月生猪期货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为行业提供了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的工具。政策调控则与期货市场相互作用，共同引导市场预期。

　　从政策路径看，我国生猪政策调控历经多年发展，已从初期的应急管理逐步转向系统性的精准调控，旨在平衡生产与市场，减少“猪周期”带来的波动。但从时间上看，政策调控效果并非立竿见影。例如，散户与集团场行为存在分化，能繁母猪存栏量的实质性下降或恢复也需要时间，按照规律，其对应的生猪出栏变化会有10个月左右的滞后期。

　　2025年7月中央财经委强调“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2025年6月份以来农业农村部生猪产能调控举措引发市场关注和讨论，政策层面延续反内卷的调控基调，当前市场流传的生猪产能调控实施方案主要落脚在：1)调控能繁母猪存栏量2)降低生猪出栏均重;3)限制二次育肥。

　　从政策调控的落脚点看，核心逻辑是通过“控产能(能繁母猪)→降体重(出栏均重)→限二育(二次育肥)”这三环联动，压缩供给弹性，稳定猪价中枢，在保障供应的基础上实现产能调降。其最终目的是引导行业从过去盲目扩张规模的“内卷”模式，转向比拼成本和质量的高质量发展路线。

　　现阶段“反内卷”政策层面的影响可能要中长期才能体现，中长期看，政策有望推动行业集中度提升，盈利中枢趋于稳定，价格波动区间或收敛。当前从我们跟踪的高频数据看，市场还没有看到积极的产能去化迹象。政策调控对现货的影响可能在26年下半年逐步体现，期货远月合约受到政策预期支撑预计表现偏强，盘面现阶段仍倾向反套格局。